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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时秀敏 李浩 /文 聂品 /图
沣峪口,秦岭北麓的一个普通村庄。
从信阳出发,车子沿沪陕高速一路向西,驶过西安,秦岭的轮廓便在眼前铺展开来。进了长安区滦镇街道沣峪口村,山风从垭口灌进来,带着山里的清爽。我们在村口停车,路边农家乐的招牌写着“秦岭土鸡”“凉皮鱼鱼”,烟火气扑面而来。这里是西安人的后花园,是西安市民休闲进山、亲近秦岭的寻常去处。
可九十一年前,这里不是休闲地。

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沣峪口村航拍
关帝庙的废墟上,立起了一座广场
沣峪口村不大,210国道穿村而过。
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文站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等我们,五十多岁的人了,腰板挺得笔直。他领着我们往村里走,边走边说:“小时候听老人讲,说这里来过队伍,但具体是哪一支,没人说得清。后来才知道,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沣峪口会议就是在村里的关帝庙开的。”
谈起关帝庙,侯学文透出满满的遗憾:“2014年着了一把火,庙被烧塌了。后来村里在那儿修了个健身广场,老人们休闲唠嗑,小孩儿跑跑闹闹。说实话,那会儿谁也没多想,很少人知道九十年前的事。”
真正把这段历史重新“打捞”出来的,是近几年的事。2026年3月,红二十五军沣峪口会议文化广场在关帝庙旧址旁落成。广场中央立着一面旗帜雕塑,刻着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几个大字。烈日照在雕塑的旗帜上,泛着耀眼的光泽。两边是景观墙,一幅幅历史画面从墙里“走”出来。

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二十五军沣峪口会议文化广场
长安区融媒体中心主任赵荟渊一路陪着我们采访,他说从摸底到立项到施工,用了不到两年时间。“长安区委宣传部、检察院、文旅局、档案馆都动了,大家就一个念头:不能让这段历史继续躺在档案里。”
景观墙上镌刻着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地图。我们站在那里,一帧一帧地看,试图把地图上的每一条线都看清楚。
要理解沣峪口会议的分量,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。
1934年11月16日,红二十五军从罗山何家冲出发,开始长征。部队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,一路征战,转战鄂豫陕边,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至1935年5月,鄂豫陕根据地已初具规模,人口近五十万,耕地面积超过九十多万亩。
然而,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,便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。他们一边巩固鄂豫陕根据地,一边四处打听党中央的消息,却始终对主力红军的动向一无所知,必须在复杂的敌我态势中独立判断方向。
1935年7月,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,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,并有北上的动向。恰在这时,交通员石健民也赶到了。
煤油灯下的抉择,为中国革命赢得先机
石健民是原鄂豫皖省委的地下交通员。他辗转从上海经西安到达军部驻地,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,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。
消息传来,全军振奋。
1935年7月15日晚,关帝庙里,煤油灯下。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,吴焕先、程子华、徐海东、戴季英、郭述申等围坐在一起。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、军政委吴焕先主持。会上,他抑制不住激动:“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师,我们必须西征北上!”

沣峪口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文向记者讲解红色革命历史
会议开了多久,史料没有确切记载。但《徐海东回忆录》中的一段话,让人读出了那一夜的分量——
“在此行动中,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,也是光荣的。”
会议作出决定: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,与陕甘红军会合。明确提出:“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,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。”吴焕先还及时向部队提出了“迎接党中央”“迎接主力红军”的战斗口号。
会议还留下一个重要的“后手”——合并鄂陕、豫陕两特委,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,统一领导留在根据地的武装力量。如此“走”与“留”的安排,既保证了主力轻装北上,又维系了革命火种。
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,放在长征的大棋局中,看得更清。
这是一次完全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。红二十五军并未局限于一地一时的得失,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主力红军北上这一全局性变化,主动将自身行动纳入全国红军战略转移的宏大图景中。这种从“守住一块根据地”到“配合主力红军北上”的转变,这种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依然顾全大局的自觉,体现了极高的政治判断力,是忠诚最深刻的注脚。
这次决策完全符合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。毛泽东后来评价:“徐海东部之由陕南(鄂西北)经陇东入陕北,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先导。”
这个“偶然”的背后,是红二十五军自离开大别山那一刻起,所有战略行动都暗合着一个方向——向中央靠拢。沣峪口会议,不过是这条逻辑线上最清晰的坐标!
那支队伍,成为“北上先锋”
沣峪口会议的决策,迅速转化为有力的军事行动。
从沣峪口出发,红二十五军攻占两当,袭击天水,强渡渭河,切断西兰公路达十八天之久。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后方,极大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兵力。1935年9月15日,部队到达延川县永坪镇,第二天与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、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。转战五省,长驱万里,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。
历史的光芒,从不会被现实的烟尘掩盖。如今,红二十五军沣峪口会议文化广场已成为热门打卡地,既承载着红色记忆,又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沣峪口村的日常烟火,成了大家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
沣峪口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文向采访团讲解红色革命历史
广场建好后,侯学文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,经常为南来北往的参观者做讲解。
“我爷爷那辈人说,红军过来后,打地主、分钱粮,把钱粮分给贫困老百姓。村民不知道这支部队的名字,但心里清楚——这是一支纪律严明、为百姓服务的好队伍。”侯学文告诉记者:“红军走的时候,村里好些后生跟着走了。有的再没回来。”
广场不大,走一圈不过几分钟。但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。
离开时,侯学文送我们到村口。他说,他每天都会从广场经过,都会看到那面旗帜雕塑。他想得最多的,就是怎么让来过这里的人,都能把这段历史带回去。“尤其得让孩子们知道——九十多年前,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当的娃娃兵,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为中国革命赢得先机的决定。”侯学文目光灼灼。
车子驶出沣峪口,回望秦岭,云雾缭绕。我想起九十一年前七月的那个夜晚,这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,在关帝庙的煤油灯下,作出了一个怎样的抉择——
往北走,找中央。
把命交出去,把方向交给信仰……
记者手记
那一盏灯,从未熄灭
□时秀敏
站在今天的沣峪口,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次会议滚烫的温度。
我仿佛听见那晚煤油灯下关帝庙里的表决声,又仿佛看见那支从大别山走出的年轻队伍不屈而坚定的背影。
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,他们明明可以留在相对安稳的根据地,却选择了最危险的西征北上;他们明明渴望与党中央会合,却甘愿先做牵制敌人的“诱饵”。
没有地图上明确的路线,没有后方的支援。他们唯一有的,是对党中央的忠诚,是对革命大局的担当。
不是不知道前路凶险,而是因为他们知道:中央红军更需要他们。这种“主动找中央”的政治自觉、“牺牲小我服从大局”的大局意识,正是大别山精神最深沉、最动人的底色。
红二十五军被誉为“北上先锋”。而先锋的意义,不仅在于走得快,更在于走得对、走得坚定。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看着广场上休闲的村民、雕塑下嬉戏的孩童,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
那盏灯,从未熄灭。它只是换了种方式,亮在每个人的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