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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杰
吉林大学迎来八十华诞,美丽的长春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。我作为一个在吉林大学工作和生活了八个年头的曾经的吉大人,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
1991年春,我获得博士学位后,应时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喻朝刚教授邀请,来到吉林大学工作,主要任务是担任著名诗人和学者公木(张松如)先生的学术助手。我深深感受到,吉林大学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积淀的大学。这在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,得到了鲜明生动的体现。
吉林大学中文系创建于1952年,是吉林大学最早开办的院系之一。五四时期著名作家废名(冯文炳)先生曾担任过系主任。那时的中文系,大师云集,实力雄厚。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杨振声先生,也是当时教授中的杰出代表。杨振声曾赴美留学,获博士学位,归国后,先后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等高校任职,1952年调任吉大中文系教授。其中篇小说《玉君》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。还有蒋善国先生,早年先后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、北京大学研究所,曾在清华大学任梁启超先生的助教,其著作《尚书综述》,被列为《尚书》研究的必读书目。吉林大学中文学科的一代代学者,如刘禹昌、赵西陆、许绍早、王庆菽、刘柏青等,薪火相传,著书立说,深入研究学术,随着时光流逝,成为历史的一部分,并且是温馨而令人难忘的那一部分。
来到吉林大学后,我听到流传在学术界的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。中文系自己培养出来并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刘中树先生,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,对鲁迅的中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的创作思想等问题,形成了与老师废名先生不同的学术观点,并在教研室内部学术讨论中,与废名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。这件事,受到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的热情肯定,鼓励他们各自形成论文,予以发表。就这样,刘中树的论文《就〈阿Q正传〉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》,发表于《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》1959年第2期,而废名的论文《关于〈阿Q正传〉研究》,发表于同刊1959年第4期。师生之间、新老教师之间的热烈讨论和自由争鸣,真是吉林大学兼容并蓄精神的有力见证。后来,刘中树先生回忆说:“那是我作为青年教师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,匡亚明校长的鼓励和废名先生的包容,使一个青年教师在独立思考的科研道路上有信心走下去,我非常感谢他们。”
我到吉林大学工作时,刘中树先生已经是常务副校长了。我们同住吉大附小旁边的“教授楼”。刘老师住一单元一层,我住二单元五层。我当时一心读书,怯于交友,八年中居然从未到他的家中拜访过。每次路上相遇,刘老师总是亲切地嘘寒问暖,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,并给予热情鼓励。五校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深圳校友会举行成立大会,已担任校长的刘中树老师出席。那时我刚刚调到深圳大学工作,就到刘老师下榻的酒店去看望他。进屋时,发现刘老师正忙于接受记者专访,我连忙点点头,准备赶快离开。不料刘老师马上站起身,拉住我的手,一边对记者表示歉意,请求暂停一下采访,一边带我进到里间卧房,坐在床沿上,和我聊了一会儿。他问我调到深圳以后的情况,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,并表示如果需要帮助,一定不要客气,他会全力支持。时至今日,每每忆及这些往事,我仍会深为感动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关于吉林大学中文学科的博大包容、奖掖后学的人文氛围,我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。我到吉林大学任教前,与这所大学并无太多联系。来校工作后,除了读书教学,平时也很少走动。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,我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,担任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,还被公派出国留学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是一个冬天的傍晚,天色已渐朦胧,我正在家中准备吃晚饭,忽听几声敲门的声音。开门一看,原来是喻朝刚教授站在门口。他微微气喘地告诉我,就在刚刚结束的学校会议上,我被评为学校的“跨世纪人才”了。我忙请他进屋稍息片刻,他只是摆摆手,就匆匆转身走下楼梯。那时,我住在五楼,楼道里一片暗淡,还堆放了各种杂物,喻老师就这样近乎摸黑上楼下楼,只是为了尽早告诉我这个来校不久的青年教师,我的学术工作受到了学校的肯定。
喻朝刚先生是当代词学名家,其词学研究的卓越成就,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。我是由于喻老师的盛情邀请,才进入吉林大学工作的。但我在吉大工作的八个年头里,从未请喻老师吃过一顿饭,也从未送给喻老师一份礼物。而喻老师为培养我这个青年教师,默默花费了多少心血,我只能毕生铭记于心,永不忘怀。后来我在不同大学担任过一些领导工作,我最关注的一件事,就是青年教师的成长。我想,这也是喻朝刚先生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吧。
我的恩师公木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、学者、教育家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的词作者。他早年参加左翼文学运动,后来投身抗日战争,创作了《八路军大合唱》等一系列诗歌篇章。他以突出的文学成就,受邀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。解放战争期间,他奔赴东北,参与创办东北大学(东北师范大学前身)。新中国成立后,又辗转各地。1961年,应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邀请,前来吉林大学工作,先后担任过中文系主任、副校长等职。公木先生的一生,充满了传奇色彩,也经历过许多坎坷,但他从未气馁,从不放弃,永远是那样乐观开朗。我初到吉林大学时,公木先生已是八十高龄,而我年方三十。但我们之间毫无代沟,我每每与公木先生交流,都能从他那博大的精神世界里,感受到永葆青春的力量。
那时,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公木先生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《中国诗歌史论》。这项工作,汇集了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共同开展。其间,公木先生不仅亲自撰写了长篇导言,还对每卷著作的撰写加以精心指导。1995年,九卷本《中国诗歌史论》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,并荣获多个奖项。在此过程中,我作为副主编和作者之一,从公木先生那里感受到思想的睿智、学识的渊博、态度的严谨,终身受益无穷。
后来,公木先生曾把他的一首颇具古风韵味的自由诗,亲手题赠给我:“斯人老矣童心在,国运昌兮正道隆。送君前往新世纪,脚比路长待驰骋。挥手向时间告别,每分每秒都是永诀。御风与流光同步,一瞬一息都将长驻。”我想,这首意蕴无穷的大作,不仅体现了公木先生本人的乐观性格和广阔胸怀,实际上,也是吉林大学中文学科一代代师生精神气质的最生动、最传神的艺术写照。
(作者曾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,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)